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赌场大亨平台期盼着有一天再能得到父亲怜爱的眼神
日期:[2017-08-06 19:11]   文章录入:未知   共阅[]次
 
父亲1946年在莫旗参加土改,并先后任登特克乡和巴彦公社公安分局副局长、局长;1955年4月调到阿荣旗公安局副局长、检察院检察长;1960年5月至“文大”之前一直在阿荣旗公安局任局长、法院院长。父亲这样的身份当然难逃厄运,他同其他科局长一样,步书记、旗长们的后尘,先是靠边站,后被隔离反省,再后来就是被关押批斗。旗长级别的干部被关押在一中教室,科局长级别的被各自关押在本单位,父亲则与公检法正副职六人分别关押在自己曾经的办公室内,窗户都钉死了木条,只是留一个碗大的放风口。
 
那是个血雨腥风的年代,往事不堪回首。记不得一夜之间父亲怎么就成了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,也记不得父亲到底是1967年冬季的哪一天被关押不再回家,只是感觉那年冬天特别寒冷,一直冷彻心底。每天清晨,我都戴着一顶羊皮帽子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,顶着寒风,迎着铺天盖地大字报去给父亲送饭,一日三餐,从不延误。那时候,长我两岁的哥哥不愿去送饭,现在回想起来,他可能怕那些造反小将递过来的白眼和吐出的口水吧。我们送饭是见不到父亲的,只能通过看守检查后转交,那些所谓的看守我都认识,他们都曾经是与父亲一起共事的股室人员。偶尔,母亲给父亲写封信装在玻璃瓶里放到粥中,运气好的时候,善解人意的看守睁只眼闭只眼,父亲就能收到信件。遇到造反起家的看守时候,父亲就遭了秧,连粥带信一并收缴不让父亲吃饭不说,还对父亲施以更残暴的体罚。
 
至今,我都不忘那一次送饭时远远见到父亲的感受。当时正是午饭时间,我刚刚走进公安局大门,就情不自禁地向父亲关押的那个放风口张望,突然,看见了父亲清瘦疲倦的面庞,眼神里充满着对我的爱怜。那个放风口很高,放风窗口很小,父亲的眼神好似一个特写镜头,让我揪心不忘。估计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才看到我的,再以后,我每次送饭的时候,尽管心里流着血,但是仍然向那个窗口张望。
 
每每送饭回来拿回上一顿饭菜的时候,母亲就打开饭盒检查,看看有无父亲的纸条,看看父亲吃的饱不饱。那段时间父母生生离别不能相见,母亲只有靠这个才能判断父亲的情绪如何。开始的那段时间里,父亲根本不吃饭或者吃的极少,拿去的麻花油条馒头经常是原封不动拿回来,每每这个时候,母亲就捧着饭盒流泪,我都不知道如何劝说。时间长了,母亲照例顿顿检查,我却学会了如何哄母亲不再流泪。那就是回来的路上我先过目一下,如有干粮,我就截留下来填了肚子。这一招真好使,母亲看见饭菜剩的极少或是吃光了,就轻松了许多。但是这个办法却时常折磨着我的心灵,总是觉得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,每次过目消化的时候,就如小虫咬噬着我的伤口,疼着、哭着。
 
父亲非常坚忍,任何形式的摧残他都能经受得住,而且也有一些自救办法,这是父亲“解放”出来跟我们叨咕后我才得知的。每天,父亲的必修之课就是弓腰把头低到膝盖以下反省,只要不被揪走批斗,整天就是这个姿势。看守在走廊走来走去监视,父亲学会了应付。通过脚步他能判断看守的姓名,碰上那些对父亲不错的人员,父亲就可以放松休息一会。父亲的坚忍,固然与自己豁达的心胸有关,我觉得也与母亲态度有着绝对的关系,母亲经常给父亲写信或纸条传递家里信息,坚定与父亲共渡难关的态度,特定时期父母的患难与共,是彼此支撑捱过黑暗日子的唯一信念。
 
父亲解放出来后,一直保留过一双筷子,那是被父亲硬是从四棱四角磨到非常圆滑的一双筷子,开始我并不以为然,后来父亲告诉我,那双筷子除了夹饭还是体罚工具。造反派审讯批斗父亲的时候,得不到满意的口供,除了拳打脚踢外,还将这双筷子分别放在手指头中间,然后攥紧父亲的手用力转动直至手指血肉模糊。后来,父亲为了少遭罪,只要偷点空隙,就把这双筷子拿到床边去磨,久而久之,这双筷子上半部分不再棱角分明。
 
一次,父亲受伤的手指发了炎,眼见红线往腋窝处走,父亲悄悄写了纸条藏在剩下的馒头里,待我取回饭盒回到家中迫不及待拿起馒头就吃时,才发现里面有张纸条,大意是让家里捎去柳蒿芽给他。后来才知道,父亲就是用这种野菜救了自己的命。
 
那个时候,我家真是掉到了无底深渊,1968年12月,内蒙自上而下开始声讨批判什么“内人党”组织,父亲仍然被关押,除了“走资派”又被扣上“内人党”罪名。母亲也成了“内人党”被勒令到学习班学习改造。美其名曰学习班,其实就是隔离关押。雪上加霜的灾难一下子降临到我家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哥哥知青去了格尼河农场,即使不足百公里远,也是有家难回。姥姥不会说汉话,不会做饭,只能帮助照看小弟弟。幸亏奶奶在父亲关押期间毅然重新返回我家,她是自愿回来的,她是顶着家人的反对顶着社会的阻力硬是回来的,她说我的父母亲都是好人,她说好人就得有好报,不忍心看着我家就此潦倒下去。
 
奶奶是我家救星。那时候我绝不敢这么说,否则非得给我扣上一顶反革命帽子让我永世不得翻身,但是奶奶分明就是我家的大救星。1968年的12月,呼号的寒风伴随阴冷的政治气候让我从心往外的冷,好在家里有奶奶,她顶起了我们全家的生活重担,当时我家的情况是:父亲仍然被关押,母亲又被隔离学习改造,哥哥去乡下,我年仅13岁,弟弟分别是10岁、5岁、9个月,还有刚从莫旗老家过来的年近70岁的姥姥。奶奶重回我家不由分说开始布置了任务——奶奶负责父亲母亲以及我们全家的餐饮缝补洗涮,姥姥负责照看我5岁、9个月的弟弟,我和10岁的弟弟生活自理,另外我还负责给父母亲送饭,去几百米以外的林业局深井处把一天的吃水挑回来,然后再抱着小弟弟往来于家里和母亲学习班之间。
 
母亲的住处非常冷,火墙一到晚上就不再生火取暖,住的是用木板搭起的简易床铺,没有床垫,只有薄薄的被褥御寒。和母亲同寝室的阿姨们我都熟悉,她们分别是蒙古族的妇产科的医生敖姨,武装部政委的妻子樊姨,医院主任医师朗姨,旗委副书记妻子叶姨。每天清晨天蒙蒙亮,她们就与学习班的其他男学员一起去跑步,说这是规范纪律,然后一整天呆在冰冷的屋子里学习,斗私批修,检查罪行。每到上下午,母亲都有40分钟给我小弟哺乳的时间,这个时候,我就抱着9个月的小弟送到母亲那里哺乳,然后再抱回家中让姥姥看护,等到晚上,还是由我负责把小弟送与母亲一同居住,清晨母亲跑步之前我再接回。漫长的冬季,呼号的北风,冰封的道路,我就是抱着小弟、带着饭盒往返于父亲、母亲的关押之处,挑着吃水供全家饮用。
 
可怜的小弟弟,只有9个月,却在数九寒天的日子里,依偎在母亲怀里捱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。后来弟弟得了湿疹,治疗了很长时间才好,这也是父母生前宠他的原因。至今我也惯着他,每每到我家寻饭吃的时候,我们姐俩都有聊不完的话儿,女儿笑着对她老舅说,你看老舅一来就跟在妈妈身后,妈妈走哪他就跟到哪儿没完没了的聊天。丈夫也说,小五见姐姐就是亲。是啊,我比弟弟整整大了13岁,一想到他小不点时候遭那份罪,我就心疼,现在我能给他的,就是作为长姐这份爱了。
 
母亲在学习班里整整熬过了两个月的时间,当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,父亲仍然没有回来。学习班的看管姓唐,是根红苗正的造反派,当面大家都叫他唐主任,我背后就叫他唐狗屎,我想的很直接,别看他的姓很甜,心却是及臭的。后来父母亲平反任职以后,我看到那一副见到父母亲就堆笑到一起的眉眼,就觉得无比恶心。
 
1969年5月,父母亲平反并逐步得以落实政策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仅“内人党”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在阿荣旗就触及到739人,致死38人,终身残废12人。在全内蒙有34万人被刑讯逼供,致残87180人,致死16222人。
 
1984年,我任司法局副局长,期间一名父亲的同事因文革期间定为“打砸抢”份子而不再提职,后调到司法局与我又成为同事。他经常使用两面三刀手段在我与正职之间制造矛盾,我实在忍无可忍,当着局长的面拍案而起,指责他文革期间种种罪行,并理直气壮告诫他:今非昔比,不再有你打砸抢份子的空间了,少来这一套,一边呆着去!后来他死了,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孩子辈的竟然能够说出这种话来,窝窝囊囊得了不治之症死的。
 
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,已经不想继续了,不是思绪戛然而止,而是不想再说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,父母都能以坦荡豁达的心胸面对这场运动,原谅那些心狠手辣的一些人,作为儿女的还能再说什么。我只是想对我的孩儿们说:不怕阴霾,阳光总会出现在风雨后。继续重复那句话——面对艰难,如果不能以己之力去战胜,就要学会坚强、坚忍和坚持,这是起码的生存之道,因为,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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